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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哉马老

王敦贤

我14岁时便有幸认识了马老。彼时，马老正值盛年，与“老”尚不沾边。

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个雨天，早饭后，南江县城的机关干部和南中的师生打着伞，戴着斗笠纷纷涌向川剧场。我当时在川剧团做艺徒，见这情景，便向人打听，被告知：马识途报告会。占地利之便，我挤进前排端坐。

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马老在报告会上的开场白：“下雨天留客。今天本来是要走的，半夜下起了大雨。冯俊彪同志（时任南江县委书记）要我今上午给大家讲讲《清江壮歌》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就讲讲吧”。

1966年3月出版的《清江壮歌》（图片来源：中国作家网）

《清江壮歌》是马老以革命烈士何功伟、刘惠馨（马老的妻子）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。书稿杀青后，先由《成都晚报》连载，后经《四川文学》《武汉晚报》连载，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几家省台连播，在全国，尤其是四川、湖北引起了强烈反响。由于是亲身经历，加之又写成了小说，马老连提纲也不用，从找女儿开始娓娓讲述起来。

整整一个上午，千余人的剧场内寂无声息，听众为马老的讲述深深吸引，无不为之动容。

再次见到马老时，已是19年后了。1981年，四川省作家协会（当时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），在新都县新繁镇（现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）龙藏寺举办了为期40天的文学讲习班，我作为达县地区的学员参加了。

一天，马老到讲习班授课，坐定之后，他开口便强调：“要问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成为作家的，我必须先讲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。”马老先简要讲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，然后，结合他自己的创作，重点讲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。数十名学员听讲，马老当然不可能认识我。

与马老面对面地交谈，已是1989年年末了。那时，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主持、主编一套文学“处女书系”，社长杨字心认为这是一桩义举，带了编室主任曹礼尧和我到马老家中，请马老为这套书写一篇总序。马老当即欣然应允，与我们摆谈了一阵出版界的现状后，我们便告辞了。

几天后，杨字心老师通知我到马老家里去拿序言。马老交给我的是用电脑敲出来、打印在一张薄薄的公文纸上的文章。那时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不多，对五笔字型输入法，许多年轻人都视为畏途，而70多岁的马老却在娴熟地运用了，这实在令人惊叹！我谢过马老，把书序拿回住处细看。

这篇序题目为《雪中送炭》。先是指出了当时文学界乐于“锦上添花”的现状，继而赞扬四川文艺社出这套书是“雪中送炭”，文中还特地提到了我：“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，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，专门张罗这件事，筹措款项，到处奔走，也真算得是有心人了”。这使我深受鼓舞。

1992年，我调进了四川省作协，其后又接任秘书长，马老是多年的四川省作协主席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与他的交往便多了起来。那时作协的经费很紧张，有单位或企业给作协提供了帮助的（如提供场地、食宿为作协开笔会等），用什么回报呢？我们便想到了马老的书法。我每次去向马老索要，只要听说是作协的事，马老从不推辞，过一两天便叫我派人去取，受赠者得到马老的书法作品，自是喜出望外。

作协的工作，马老最为重视的是队伍建设。“不拘一格，选拔人才”“培植文学新苗”，是他一贯的主张。他在给一位作者的回信中谈到：“有很多有希望的幼苗，很可能还埋在荆棘丛莽之中，不得出头，或者被权威覆盖，冲不上来。一定要把这些苗子找出来，一棵一棵加以培植，施以阳光雨露，使之根深叶茂，茁壮成长”“一千棵苗子中能有一百棵长成好材，这一百棵树木中又有十棵长成参天大树，结出繁花美果，也算很不错了。如果没有去培植一千幼苗的功夫，便不能指望有一百棵成材和十棵善材的收获，这需要极细心和耐烦的园丁的关怀和扶植。”

马老不仅在各种场合呼吁、强调，还身体力行地做了不少实事。其中，值得大书一笔的，是他与文学前辈沙汀老反复商议之后，提出在作协设立文学院的建议。文学院的主要工作为：选拔一批确有创作才能的作者，聘请为文学院创作员，聘期两年。到期除续聘的外，其余自行解聘，另外再聘其他作者。作者担任文学院创作员期间，原单位停薪留职，工资和差旅费由作协付给。川内中青年作者对这项建议十分拥护，中共四川省委也立即批准，并给文学院划拨了专项经费。

事实证明，设立文学院的举措，对助力中青年作家效果很好。1993年，四川省作协文学院更名为巴金文学院。

马老曾多次提出辞去作协主席的职务，让年轻同志干。我们都希望他留任，大树底下好乘凉嘛！年届八十时，马老在当年的作协会员新春团拜会上再次诚恳地提出：我这样的年龄，己不适合再任作协主席，应该由年轻的同志担任。后来，在作协的一次主席团会上，大家认真地讨论了马老的提议，一致认为“茅盾文学奖”得主王火最合适，因为他比马老年轻8岁。把这意见面呈马老时，马老连声说好。哪知王火老师却坚辞不受，理由是：我也是老人了，主席一职，应由年轻的同志担任。由于当时确实没有合适的继任者，无奈，马老只好继续扛着，直到90多岁才卸下这副担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