汤恩比博士简介（汤恩比博士_唯有大乘佛法和传统）

去年7月，在美国《大西洋月刊（The Atlantic）》上，发表了一篇现象级文章，题目叫《一分为四的美国（Four Americans）》，翻译过来是：彼此冲突的有关美国目的和意义的想象，正在撕裂这个国家，还有和解的可能吗？

作者乔治·派克（George Packer），出生于1960年，毕业于耶鲁，主要研究美国外交政策。文章从1970年讲起，描绘了美国这五十年间的四种面貌、四种叙事，自由美国（Free America）、精明美国（Smart America）、真实美国（Real America）、正义美国（Just America）代表四类美国人，他们互相竞争并愈发对立，使得今日之美国人格四分五裂，难以一统。

国家人格尚且斑驳陆离，何况微小个人？本文缘起正是在此。

人呀，认识你自己

在东莞某家医院手术室里过年庆祝会上，没有医者仁心对于生命的敬畏，只有满屋子金钱与铜板的丑陋与卑劣；许家印前几年风光无两，宇宙最大房地产恒大最新被官宣重组；一边是对于寻亲儿童与父母的关心，一边又是被遗弃的15岁男孩刘学州被网暴自杀……

集体的分裂所映射的，也不过是若干个人的分裂。扪心自问，作为个体的自我，又何尝不是一分为多？

有时觉得“我”是具体、唯一。我的身体、我的家庭、我的财富、我的工作、我的爱好，我的朋友，一切具体明确，无可争议，不容置疑。

有很多时候，“我”非常抽象，飘忽不定，不可捉摸。早上在家里还是慈爱的父亲，一到办公室便是竭斯底里；上一秒可能还笑意满满，下一刻便是怒发冲冠；刚跟眼前人说自己佛性躺平，换一个人面对心却成为欲望之海。

我是谁？是身体还是爱好？是财富还是亲人？是当下的躺平还是面向未来的奋斗不息？

我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，就像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。强力的企业家可以如臂使指地管理企业，这时候，整个企业就是他的自我。病弱的老人瘫倒在床，这时候连他的双腿都不属于他自己。

在这个复合体中，最需要洞察的，是我们思想中的自我。

尽管在很多人看来，思想的自我只有一个，不然就是人格分裂。但在我的观察中，许多人的自我总是以复数出现，只不过没有严重到完全不相容，也就是人格分裂的地步。不同自我同时存在的结果，是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自我。

一个完整的自我，应当有统一自洽的精神的我、志向的我和原则的我，这样就形成了自我从精神到思考，到行为的统一。

现实里，太多人被不同的自我影响、约束、指挥，无从有着始终如一的思维模式，更不可能有一心一意的生命的坚持。有时他们表现像父亲，有时表现又像母亲，有时候生命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决定着，有时候又是某个最喜欢的小说中的角色附身。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，甚至更多乱七八糟的人们，在他们的精神活动中群魔乱舞，或者奏响美丽的交响曲（我想这个是鲜有的）

王阳明在《送宗伯乔白岩序》中说谈到“学贵精、学贵专、学贵正”，从他和乔白岩的对话中的启发，我们可以超脱于学习，上升到生命本身，那就是要如何回到唯一的自我，专注于这个自我，践行正道的自我，对于生命来说是多么重要。

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，以一次有趣的自我审视开始，或许给我们生命崭新的启发和意义。笔者就先领头，应乔治·帕克的文章，分析下一分为四的自己。

最原初的两种自我：农民和海盗

农民与海盗，这一对相互斗争的自我，贯穿我生命的全部，带着我从山村走到城市，从城市走向世界。

农民与海盗，看似相互对立，不可调和，实际同根同源——来自贫困。童年时的吃不饱穿不暖，这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共同的贫困童年，他们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与贫困斗争，或者终于摆脱，或者人到中年逐渐开始放弃斗争。童年的梦魇需要一辈子去治愈，即使九零和零零后，虽然早已不愁衣食住行，父辈传递下来对于贫困的恐惧依旧深植脑海，让他们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举措失据。

面对贫困，农民和海盗给出了两种回答。

农民，这种从土里生出的自我，像黄土一样，默默地承载着贫瘠，在时间的磨砺中，逐渐将贫瘠内化为丰饶。

这种农民的精神被称为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是中华农耕文明最深厚的精神之一。

为了应对贫困，农民对自己束缚最狠，他的一生，乃至祖祖辈辈都扎在黄土里。臧克家的《三代》写得贴切：

孩子

在土里洗澡；

爸爸

在土里流汗；

爷爷

在土里埋葬。

这样的土，往往只有几亩方圆，圈起了农民一家的整个世界。

阡陌交错，篱笆竹架，灰墙木顶，组成了农民的舒适区。他轻易不远行，最远的行程也许是两三里外的小镇和亲人。在这样的小空间里日复一日地劳作，一砖一瓦的累积，一草一木的耕耘。

开门就能看到远山密林，却并没有前往探寻的兴趣，除非贫困的绝望驱动他去一点点地拓荒。也许在孩童年代，他与生俱来的精神曾驱使他跋山涉水，甚至忘了为此要吃一顿“笤帚炒肉”。但现在的他要把一家子扛在肩上，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下，把全部的精神用在和贫困的持久战中。

远山密林成为了神秘和危险的故事来源。或者是鬼怪狐妖，或者是异乡趣闻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听说的，就在纳凉的地方散布开来。没人真的去探索，但说起来却有鼻子有眼。乡亲们于是放松了，他紧绷的精神世界微微地进了一丝别样清风，让他能略带新鲜地面对又一个相同的明天。

在这样的有限中，农民能将最细微的增长放大成满足。土地总会有收成，耕耘总会有收获。看似不断重复的日子，看似单调机械的步骤，看似万年不变的风景，总有能够打磨的地方，总有微小的变化和惊喜。到农闲的冬季，农民看着仓里推起来的粮食，墙角多出来的几个南瓜，棚里垒大半人高的柴禾，心里就感到惬意。到了过年，灶里面多添些柴火，饭菜里有些多放一勺猪油，或者在火炉温上一壶酒，家人们比往常笑声更大点，便在这些细微变化里享受着。

如若是在镇上换得些钱币，农民更是稀奇地像宝贝一样，恭恭敬敬地珍藏在最好看的点心盒子里，悄没声地塞在锁柜。但农民又忍不住，时不时要偷偷打开盒子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盘完，心里念叨着钱币增加的数量。他一辈子没觉得城里人手里的串子有什么好玩的，但自己却把手头的钱盘出包浆。

为了换更多的钱，农民往往除了努力耕作外，还会几门手艺活。他们有时既是篾匠、木工，又是泥瓦匠、挑货人，他一的一生都在享受这样的手艺活中。但是手艺的效率往往早就达到极限，农民习惯了自给自足，一门手艺活从头到尾的流程都得自己揽着，和别人打配合总是放不下心，又宝贝着自己的手艺，不肯传授给人。

就算要传授，农民往往也只传给家人。这个血缘小圈子就是农民的社会，是农民所珍视的一切。他往往会把绝技传给后人，因为后人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，他们会继承自己的意志，去扎在自己奋斗一辈子的几亩地里。不过农民基本上没有方法论，只有累积得山高海深的经验，因此传授起来往往不尽人意，孩子一犯错，往往心头火起，啪就是一耳刮子过去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传授效率。没有办法，农民的爷爷当年就是这样传父亲的，自己也只能遵循前人的经验往下传，从不去问为什么。

虽然在城市里面安了家，有了朋友和事业。比如说我自己，常常在梦里头，我又会回那个泥土气的老宅、几亩园子、那棚子里响起的石磨声。特别过年的时候，哪怕我在天涯海角，都要不顾一切的回到家乡，回到父母身边，回到乡亲们的家家的一壶老酒。似乎只有在那个小舒适区里，我的内心才能更加安宁。他给予了我长期奋斗的精神，让我在任何的压力下都能颤巍巍地前行，并在任何微小的收获上都能得到精神慰藉。他让我总是热爱家人，热爱故土，并愿意为之努力拼搏与奋斗。

但他总是害怕冒险，害怕前往未知的领域，害怕和无数陌生人打交道。为了让自己心安一点，脱离了故土的农民，总是放大对物质的渴求，只有多拿多占一些，才能填补未知的虚空。他也很难相信他人，总是斤斤计较，总是难以配合，总是愿意大包大揽地做事。

这个农民的自我，低头看地的日子太久，圈地自乐的日子太久，循规蹈矩的日子太久，必须要有更强大的力量去引领他走出去。

而一个海盗的自我，却总是弯不下腰来，反而要频繁抬头，望着远方的天际线。海盗永远都在走出去，或者准备走出去。

驱动海盗的同样是贫困，但贫困并没让海盗留恋土地，他们厌倦这种束缚和耕作，他们的答案是：此处活不下去，那爷就换个地。

海盗把贫困的压榨化为强烈的进取精神，因而他选择放弃安稳的土地，去和变幻莫测的大海做伴侣。只有在未知的大海中，才可能有未发掘的财富，只有在危险的波涛后，才可能有想不到的机会。

死亡或生存，失去一切或拥有一切，海盗的世界就是0和1的搏斗，如此烂赌成性，如此惊心动魄。

海盗是骨子里的机会主义者，一旦嗅到一点机会的气味，便要奋不顾身地扑去。谁要和他争夺这机会，那便要以命相搏。

为了抗击大海，抓住机会，和海盗最亲密的，就是他一船的兄弟们，他们以财富为目标，以义气为联结。为了稳住兄弟们，海盗比别的团体更早开始研究如何协同和分配。他告诉大家，自己做的一切，要公平、公平、还是公平！

这样的一群兄弟，总能在沧海一粟般的船上，爆发出源源不绝的力量。风暴袭来，铁砂般的雨水糊住双眼，海盗们却能撕破衣服，袒胸向滔天巨浪，发出不屈服的怒吼。同生共死之间，兄弟们结成不亚于血缘的感情，也让领导力在自我中爆发。

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海盗们往往能凭着进取和义气的力量，最终获得财富。海盗的做法是论秤分金银，然后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用无穷的享乐回应贫困的记忆，宣泄自己还没用完的余勇。

海盗也总会在这个时节衣锦还乡，在粗布裹身的相亲面前风光一把，顺带给乡亲们些许好处，让自己面上更敞亮些。致于大家背后如何议论，海盗倒不在乎，不管好名恶名，留下大名总比碌碌无闻好！

直到酒肉尽绝，金银耗光，海盗们又开始磨刀弄枪，探查着新机会。

享乐和吃苦，一夜暴富和一无所有，海盗的人生是1到0的循环，如此极端成性，如此大起大落。

对自己过命的兄弟，海盗往往能展现出无尽善意，大度、无私、仁爱。海盗不吝啬于手把手教导新手们自己的技巧，每个人在和恶劣环境抗争时，都弥足珍贵。海盗的度量能够撑起一艘海盗船，但也就此为止了。

义气是有强烈局限性的。义气圈子里的兄弟，可以去爱，而圈子外的人，则成了海盗提防、算计、攻击的对象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，海盗总是没齿不忘他们的帮助，总会惦记着回馈这份恩情。对于冒犯过自己的人，海盗也总是不能释怀，如果不能当场当面回击，海盗也总会盘算着在某个合适的时机，在众目睽睽下，好好地报复他。报恩和报复，都能让海盗感到自己的主宰快感。

如果有兄弟背叛了自己，海盗更是能刹那间翻脸不认人，把对外人报复的程度，加倍报复回去。海盗永远不会忘却兄弟带给他的伤痛。不是我的朋友，那就是我的敌人，而背叛我的兄弟，则是无法原谅的敌人，这是海盗的思维。

朋友或敌人，善良或恶毒，海盗的处事是1或0的态度，如此非黑即白，如此爱憎分明。

对海盗来说，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兄弟永远是兄弟，探索永远有收获，快乐日子总能长久。可惜的是，海盗的自我总是逐渐把形势往恶劣的方向上带动。机会主义的取向，让海盗总会不断地翻跟头，受损失；非此即彼的态度，让海盗总是树立太多没有必要的敌人，处理太多节外生枝的攻击，人际关系变得难以为继；仅凭物质的驱动和分配的管理，让兄弟们总会逐渐陷于内斗，义气化为刀剑相向；非富即贫的日子，让海盗总是没法有所积累，最后往往自己都惊觉，再这样下去，要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海盗的自我，看上去放下了，走出去了，但因为他的物质、他的自我，他的精神却永远束缚在兄弟和财富的小圈子里，并深陷矛盾的漩涡。我必然要走出这种0和1的反复横跳。

农民和海盗这两个自我的根本局限性，在于深入骨髓的贫困记忆，以此产生对物质的渴求和依赖，导致陷入在物质层面和小圈子之中，难以超脱。他们的志向都是物质性而短浅的，他们的考量往往是自我中心或小圈子的，他们是历史的记忆，已经和时代脱节。只有更高、更宏大的志向，和更科学、理性的修炼，能让他们的精神跳上新的台阶。

我就是来自湖南的农村，来自刘少奇主席的家乡。在深圳这个城市，我想90%以上的中年人，都来自如我故乡一样的农村。真正建设深圳的一代人们，从大山走来，从穷乡僻壤走来，从广阔的平原走来，与贫困的斗争，对于贫穷的恐惧，贯穿他们的一生。很多官员，有了良好的待遇，还要贪腐最终倒在利益面前？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的《零容忍》，那么多高级干部、甚至是国家级干部，还要前赴后继去贪腐，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对于贫穷的恐惧，他们在大城市里工作，但是他们心灵深处那个对于贫困的恐惧的农民却一直没有离开他们，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变得更加厉害。还有那些著名企业家，许家印、贾跃亭，很多蚂蚁金服的高级主管，拥有亿万身家，甚至富可敌国，依然还在为获得更多财富去欺骗、去犯法，不就是因为对于贫穷的恐惧？

我心里的海盗，驱动着我告别家乡，选择在深圳寻找机会，又驱动我选择自己全无经验的销售工作，远离故土，在非洲、中东打开局面，拓展市场。海盗给了我大无畏的进取精神，给了我敏锐的嗅觉，强大的决断力，和一群铁打的兄弟。现在想起来，华为倡导的狼性，实际不也是一种海盗思想？华为在全世界的快速拓展，也是任正非的一种担忧、一种恐惧。担忧中国市场规模，担忧养活那么多人，哪里来钱发工资？很多年开年会，任正非都讲他凌晨醒来，泪水湿透了枕头，因为不知道下一个月给员工的工资在哪里，有没有着落？在他心里面，这些员工，不就是嗷嗷待哺的家人，是他童年在浙江贫困的记忆？

华为的海盗精神，驱动着华为人首先从国内走向风浪稍微小一些的亚非拉地区，在这些地方获得了成功后，最终鼓起更大的勇气，走向了欧洲和美国这些大风大浪的大海，因为海盗知道，只有在这些地方，才会有更多的金银财宝。

然而农民的本性，深深的藏在我的内心之中，又常常会跑出来影响着我的决策。比如说我的直来直去，爱憎分明，我对财富缺乏规划的管理，不善于学习，不善于总结经验，有些成绩容易产生骄傲。有时候很爱面子，没有普适的仁爱之心，还是喜欢讲小圈子，渴望被尊重。这些都是典型的自己农民的一面。当然最大的特点是，无论在哪里，没到过年，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回到故乡，在家乡的鞭炮烟雾缭绕之中，在乡里乡气的一杯小酒里面，在乡间的曲曲折折的小路上，在和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叔伯们聊聊家常，我就会全然忘掉那些在城市里的生活。

二十年前的过年，深圳会成为一座空城，因为那时的深圳人，他们的心依然还在故乡的田野和山林之中。今天的深圳过年，逐渐更多的人们留在了城市，代表着更多的深圳人，他们在农村的根在被逐渐割断和萎缩，逐渐成为城市人、成为新一代的中国人，也自然逐渐摆脱了对于贫困的恐惧，开始从容的实践自己的人生，当一个民族的人们都开始摆脱对于贫困的恐惧，开始追求自我精神的实现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将是更加无与伦比的。

两种文明的自我：儒生和犬儒

文化熏陶，学校教育，华为文化的影响，我因此有了些家国天下的情怀，为组织、为社会尽一份力，似乎逐渐成为我生命之中的本能。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中华儿女总会具备的品质。

家国情怀在我们这个民族，似乎是理所当然，然而在很多其他国家，只能是非常奢侈甚至偶然的事情。在非洲十多年的工作之中，我有幸接触很多国家元首、达官贵人，他们很少有人能表现出为国为天下的一面。很多国家领导人上台后，把国家当成公司在经营，成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利益的工具。今天的欧洲，为什么外交政策那么混乱，就是很多政客并没有国家观念，都是在经营着自己个人利益而已。

以家国天下的情怀为根基，诞生了一对自我：儒生和犬儒。他们都面对着更大的集体，试图回答一个问题：该为他们做什么，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？

儒生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自我，他总是热忱而活力四射的，他的精神永远准备着为社会而燃烧。

他读了不少圣贤之书，对圣贤的境界心向往之，对圣贤所描绘的理想憧憬不已。很多时候，面对圣贤，他甚至显得无比敬畏和虔诚。

在谈论起圣贤之论时，儒生经常爆发出无比的激情，常常为了一星半点的诠释据理力争，不惜面红耳赤，直到对面让步为止。一些圣贤，和圣贤的理论细节，甚至成了儒生的雷池。

但很多时候，儒生又显得笨拙而青涩，他的一把火总是烧空，或者是烧得不是地方。

因为他的知识和实践还是两张皮，二者不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。这让儒生在辩论时能够引经据典，头头是道，实践起来的时候，却要不就是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，要不就是按照自己经验的惯性做事，和圣贤的智慧沾不上边。

虽然儒生脑子里有无数理想人格模型，但儒生在面对实实在在的人的时候，总是不能自如处理，因为现实的人总是复杂而多变的，总是会和模型有表面上的这样那样的出入。另外，现实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儒生的知识积累，交流起来总是费劲。儒生也不愿去想一套别人能习惯的说法，却又想把自己的全套理念轰入对方大脑。最后往往是不欢而散，儒生便悻悻然地想：“归去来兮归去来兮，与其空费唇舌，不如归去翻典籍”。

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体悟，儒生也很难分得清圣贤理论中的主次，结果总是抱着蜗角当世界，在茴字有几种写法上耗费了大量精力。他越在细枝末节上耗散精力，他就离需要实践的场景越远。

分不清主次，儒生也就更难以掌握圣贤们的精髓。他燃烧的热情，也像烈火般，会到处转移。今天他笃信孔孟，排斥老庄，明日碰了壁，又开始爱起道家，后天被高人点化一番，可能又自命居士，吃起斋来。他的思想总是在摇摆，而越是摇摆，他对那些看上去和自己思想不同的观点，就越是反抗激烈。

结果是，儒生的初心是仁，结果却远离了人；儒生的本意是造福社会，结果却远离了社会；儒生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，结果却在思想中建起远离尘世的象牙塔。

儒生想为他人，但他缺乏科学的实践观，很难将知识和实践结合。如此一来，他也自然缺乏自性，因为他的知识不是和自己的实践深切结合的，而是从别人那拿来的，这样建设自我形象，实际只是圣贤的一面凹凸镜。只有科学的实践观撑起他的实践，并形成实践与理论的正循环，他才能把他的热情烧到社会的灶里。

相较于儒生的一腔热血，犬儒却显得有些不温不火，甚至冷冷的。

表面上他是个渊博而圆滑的人。见人诵经，便可谈一段因缘和合；见人辟谷，又能说一点贵无崇有；如果对面叼着烟斗喝着咖啡，他又能聊起柏拉图了。

“对对对”，这是他常说的。但是背地里，他无论对别人说的，还是对诸子百家的理论，都并不相信。也许他有时还会调侃他看到的圣贤理论的疏漏，或者发掘些圣贤也出过的丑事，以此为乐。

表面上他是个豁达而体贴的人，他能够理解他人的奋斗，它能够体察他人的热忱。但他自己却从未热忱地投入过。如果逼他急了，也许他还要用解构的思维破除别人的信念，用无畏的讽刺戳破一切有神圣感的事物。

“然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这是他常提的。这个世界似乎是荒诞的，一切理想似乎总会狠狠撞在现实的墙上，玩世不恭，游戏人生，就成了他面对世界的选择。

这并非一开始如此，犬儒就是曾经的儒生，是热忱的、有所信念的。

但就像魏晋的儒生纷纷跑去饮酒纵情，不问世事，是因为对时政的绝望一样，现实中无数次的碰壁，让儒生对现实产生了失落。他开始愤愤不平，开始心灰意冷，最终采取玩世不恭的方式面对一切，其实不过是逃避。在这种逃避中，他逐渐把逃避当成了聪明，习惯了冷眼旁观，在他人的努力时，因为自己聪明地避免了徒劳而自鸣得意。

王尔德说犬儒就是“知道一切事情有代价而不懂得任何事情有价值的人”。

他看似超然物外，实则是逃避现实，他看似看透一切，而实际他的内心仍不够强大，不得不构筑一个超脱的茧房，却不想为破茧再做一丁点努力。他总在否定意义，因而他的生命最终耗散在无意义中。

这个犬儒的自我对我仍然有价值，因为他总是能因为旁观，而显得冷静敏锐，他总能发觉冲动背后潜藏的危险，他能够适时地为头脑降降温。

但他确实最缺乏精神的自我，并且试图用拷问和消解一切价值的方式，减少奋斗、进取、创新。因此他最需要的是被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，再一次鼓起勇气拥抱世界。

儒生和犬儒的根本局限，在于没有让知识与现实更好地结合，把知识变成大智慧。最终的结局，是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割裂，本该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的知识，变成了支撑自我的目的。他们需要摆脱对知识权威的依赖，构建科学的实践观，形成知识-实践的正向循环，在实践中逐渐找到自我，找到他人，找到世界。

你我都需要的五项修炼

人生的成与败，都是不同的自我作用下的结果。太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海盗的开始，儒生的践行，农民的退缩，犬儒的结局。这样的情况，尤其在深圳这样一个创业之都最为明显。

机会出现时，海盗喊着：“兄弟们一齐上吧，财富就在眼前！”，于是一腔热血地投了进去；遇到需要前期大笔投入，以及做分配的时候，农民又掰起指头：“这样好像太不安全了，自己吃亏吃大了。”于是开始退缩；实践的时候，儒生总在崇拜着这个理论，那个权威：“只要照着大牛的干，绝对错不了！”碰了壁之后，犬儒又开始在一旁冷言：“都是XXX不听我的意见，早就预料到会有今日，做的些事情有何意义！”

现实世界本来是客观的，但分裂的自我让我们三心二意，各种自我带来太多杂念，就无法真正做出科学的决策。如果管理不好这几个自我，把他们的局限都拿来和事情碰撞，下场自然是头破血流。

时代在发生了太多变化，很多农村变成了城市，小城市变成了巨大的城市；少年离开家乡求学的我们，生命的经历让我们成为一定程度的知识分子、职业经理人、企业家和公职干部们；孩子们在城市里出生，又在城市里接受教育、甚至开始工作。农村再也回不去了，那个深植我们内心的农民的我们，也因此要随着时代的前进，要逐渐抛弃，或者彻底进化到今天这个时代。人们不再是靠天吃饭的生存下去，不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代，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，也不再是抢一单有一单的时代，今天的时代进入了非常科学的大生产、大协作、大计划的时代，共同富裕成为时代的主流，贫困的恐惧将彻底的消失。生命将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，生命追求精神上的实现，每个人的活着都是为了他人，为了社会，为了国家的进步的共同富裕的时代特色更加明显。

过去几十年，是时代巨变的三十年，物质上极速的发展，城市化快速实现，高速公路、高铁和飞机，将几千年来的地域概念彻底的改变。而更有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的丰富和沟通的及时性，更是惊天动地。

从儿童时代的农村走来，从杂乱的认知中走来，从匆匆忙忙的与贫困斗争中走来。过去的三十年，四十年，就像人类社会人们从学会钻石取火到了春秋战国的巨大跨越。就像一个猿猴从非洲丛林走到了美国纽约的大都市，如果不能够认知时代，适应时代，甚至面向未来构建一个崭新的自我，人们这一生必将是充满冲突斗争与痛苦。

如何超越诸多过往的自我，构建统一的自我，应对变化的时代？这就是我开始构建五项修炼的初衷。周国平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世界的秘密，因此，都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。”认识自我，不只是哲学问题，更是一个现实问题，是我们与他人、与世界相处的基础。

坦诚地面农民与海盗的自我，犬儒与儒生的自我，构建符合时代、顺应时代的自我，从容的展开新的生命，迎接新的人生，在辞旧迎新的时刻，更有这特殊的意义。

1、激发生命意志。像海盗一样不断进取，打破现实的舒适区；像农民一样持续奋斗，不取巧不投机，点滴积累。进取精神结合奋斗精神之外，我还需要发扬创新的精神，以量变寻求质变，不断在思想和现实中跳出舒适区，创造新价值，迎来自我的真正成长。

2、探索科学实践观。首先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实践，先行动起来，投入到知识和现实之中，点点滴滴积累思想和经验；第二，在不断的实践和学习中内化知识，把知识变成属于自己的智慧，在智慧中辨清理论中的主次，渐渐学会辩析和抓住主要矛盾；第三，在实践中梳理和提炼经验，以我为主地吸收先贤理论，构建起更坚实、科学的理论框架，为自己，也为更多人提供指引和帮助。去锻炼出一个真正能打通理论到实践的儒生。

3、找到生命的真正志向，自强不息地把道路走下去，既不受制于农民的盘算，也不受累于小圈子的义气；不像儒生那样依赖权威，也不因犬儒的怀疑而动摇意志。只要能客观且专注地面对事情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自我超越。

4、逐渐走出小圈子，修炼厚德载物。但这不意味着像犬儒那样做表面的好好先生。厚德载物，首先在于树立利他、利社会之心，超越农民和海盗的物质追求和自我种心；之后，在更好地实现志向和做好事情的原则下，洞察和容纳人，团结尽可能多的人；最后，以自己的经验和理论，去帮助他人的成长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，内心还在由农民、海盗、儒生、犬儒之类的自我主宰，而这个世界在高速地走向新时代，过去的自我会逐渐走入历史，只有走出旧自我，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我交过很多朋友，有过很多下属，见过不少有潜力的后生，我相信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整合起一个志向远大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自我，那么他们走的路，也许会比我高效得多、成功得多。

5、以上善若水，作为自己孜孜不倦追求的最高境界。用上善若水，提醒自己不断冷静下来，回到客观和事情的本质中去，不因情感上的起心动念而背离自然，尽力做到顺道而行，顺势而为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英国杰出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（Arnold Joseph Toynbee，1889-1975）在系统研究各国文化的基础上，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了“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”的论点。而1988年，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法国巴黎，发表了著名的《巴黎宣言》：“人类社会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，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”因此，早在上世纪就有智者断言：十九世纪是欧州人的世纪，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确切地说，是中国文化的世纪。

今天，北边大雪纷飞，南方温暖如春，人们沐浴在节日的喜气洋洋之中。然而新冠疫情，让很多国家的人们死在了马路上、遗弃在角落中。乌克兰纷飞的战火、印度的农民起义，更别说非洲国家、拉美国家，世界上太多国家的人们还要长期生存在贫困甚至战火的恐惧之中，索马里海盗、马六甲的海盗，甚至美国的军队在全世界各地仓皇冲突……

我由衷相信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、智慧和方法，一定能够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发挥重要作用，是拯救当今家庭、社会和全人类的一贴良方；共同富裕，一定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梦想，也一定会在某一天实现。

寅虎献瑞、万象更新。在这辞旧迎新的特别时刻，我把自己作为观照对象进行解剖和审视，感慨良多、受益匪浅。正所谓“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吾辈何其有幸，生于华夏盛世，自当奋进，与君共勉！